表演藝術是一個稍縱即逝的藝術。

落幕了、拆台了、燈暗了，剩下空蕩蕩的舞台，適才的華麗彷彿從來不存在。表演者能透過一次次演出的磨練累積實力，但，劇場設計作品總隨著演出落幕而被封藏，劇場設計師們如何理解自身與世界的關係？

 

潘蜜拉•霍華（Pamela Howard）人稱劇場設計教母，她發明了Scenofest 劇場藝術節，Scenofest結合了舞台美術Scenography 與節慶Festival兩個字，1994年首屆Scenofest舉行，很快地，Scenofest不負眾望的成為劇場美學的全球慶典。

 

Pamela Howard在OISTAT 五十周年全球慶祝大會上，以「A Touch on the Times」為題，分享七位藝術家對她人生的影響，這七位藝術家分別是：John Bury（英國）、David Borovsky（俄國）、Ilmars Blumbergs（拉脫維亞）、Abdelkader Farrah （阿爾及利亞）、Lee Byoung Boc（韓國）、Jaroslav Malina（捷克）、Adam Kilian（烏克蘭）。

 

這七位藝術家都曾經歷二次大戰，戰爭對於社會的整體摧殘未能壓制對藝術的渴望。Ilmars Blumbergs曾說「我的繪畫比我的話語更大聲」，對於Pamela Howard而言，藝術家的聲音在於「提出新點子」以及「交換藝術想法」，對於劇場設計的熱忱以及永不妥協的精神，造就了超越時間的跨國友誼。

 

創意是與生俱來的天賦？可否透過系統性教學挖掘每個人的創意能量？David Borovsky給了一個經典答案，「以創意的方式運用一張影像，就是一種創作」，這句話亦深深的影響Pamela Howard對於藝術的態度，從叛逆少女到劇場設計教母，Pamela Howard未曾停止挖掘藝術對於社會的影響力。她不像某些藝術家採取自溺的姿態，她的作品總是努力與社會對話，而她與她身邊的藝術家，深深影響了冷戰時期的國際藝文交流。

 

1977年，John Bury在拉脫維亞策畫一個英國劇場設計的展覽，Pamela Howard是同團的藝術家。拉脫維亞當時仍舊是蘇聯的管轄範圍，人與貨物進出都必須嚴格管制。一行人到當地發現「啊，要遊行，可是身上完全沒有旗幟，怎麼辦」，該怎麼辦？藝術家的能力正是「從一無所有中創造意義」，他們就地取材，揮舞著超市塑膠袋、鐵鋁罐，打造一支令人難忘的英國設計師隊伍。

 

Pamala Howard回憶「當時，我老納悶，為何我們的模型箱比別人多出六吋？我原本以為是為了讓模型能有充足的空間安放」她說，「後來我才發現箱子底層塞滿了阿斯匹靈等藥品，我們就這樣以模型箱子偷偷運藥品給東歐的同事們。」她笑著補充，「當然，後來的我，也變得超會用模型偷運藥品的。」冷戰時期的跨國交流，就是這些藝術家們的腳步串成的。

 

Pamela Howard在拉脫維亞之行認識了知名畫家Ilmars Blumbergs，Blumbergs贈給她一幅抽象版畫，畫上是一抹紅色墜入泥塘漸漸沉沒。原來，畫上的一抹紅色暗喻著蘇聯政權，而「一抹紅色墜入泥塘」正暗示著蘇聯終將瓦解，而Ilmars Blumbergs盼望拉脫維亞藝術家的心聲，能被西方各國聽到，才選了Pamela Howard作為信使，年輕的Pamela Howard果然沒有引起海關的懷疑，她得以順利攜帶這幅畫回到英國，一直到今天，這幅版畫依舊掛在Pamela Howard的牆上。

 

在冷戰期間，OISTAT國際劇場組織是東西歐藝術家交流的唯一管道，時至今日，OISTAT更是全球劇場人的重要平台。OISTAT歡慶50周年之際，Pamela Howard動人的故事，點出OISTAT的核心價值。「藝術有什麼用？」「拚經濟才是王道」，全球紛紛砍文化預算之際，對於文化預算的質疑聲浪從未少過，Pamela Howard的故事展現出藝術家對於社會文明存續的重要性，當眾人都喪失信念時，藝術是人性光輝之所在，哪怕再微弱，總能照亮一點點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