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OISTAT自2006年在台灣生根以來的回顧與展望，國際知名劇場設計暨建築師林克華將焦點集中在「開放」、「當代」與「未來」。在未知的21世紀潮流中，OISTAT應如何持續地向前邁進，而台灣的文化藝術又能夠怎麼樣在國際舞台上發光，是他目前所關注的問題。

 

「中華民國要掌握任何機會在國際上曝光、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國際社會重要的一份子。」這樣強烈的使命感，源自於林克華的親身經歷。1988年，林克華正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藝術碩士，在中美斷交十年之際深切地感受到世界局勢的變化，不由得開始思索：「我們的空間、台灣未來的路，到底在哪裡？」

 

OISTAT總部來台設立的籌備前期，國內對於設立國際組織總部的法規尚不明確，且OISTAT本身性質跨及多個部會，使得整個籌備過程艱辛異常，林克華仍選擇放手一搏。他以自身多年來對台灣文化藝術的貢獻為信任基礎，於各個政府單位之間奔走，最後才終於使OISTAT來台設立的內部事宜塵埃落定。

 

 

在國際上，若你眼前一個大的組織連進都進不去就甭談了，你在旁邊作觀察員人家都不要。要能進去一個像樣的組織，有機會變成一個會員，成了一個國際的曝光，在國際上有一個地位，對我們來講都非常重要。OISTAT，是個外國人的圈圈；國際，對我們來說都是外國人，那麼這個外國人的圈圈組成是怎麼樣？這個組織是怎麼樣？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做事情，促成事情發生？做這件事對台灣的意義，除了在國際上的意義，那對內可以有什麼？我覺得回過來說，我把總部移到台北，它能產生什麼效益？如果我從國家的立場，我從放到世界等級的立場，第一個，就算我對國內有形的實質效益較低，至少我對國際名聲有意義，有站穩發言權。去告訴全世界：「OISTAT在台北。」

 

 

 

OISTAT有幾個重點我覺得一直沒有突破。一個藝術家追求完美、不斷要求自己向上提昇的態度，不諱言在21世紀整個世界的潮流中，OISTAT若要開枝散葉，則必須求新求變，打破現階段的既有模式。事實上，目前台灣、全世界的表演藝術都得要重新檢討，尋找新的手段與方法，才可能在這個網路、影像的世代中擁有生存空間。劇場工作者不應再落入過去專業分工的窠臼，僅僅將自己定位為設計師、技術師或建築顧問等；而是要跨越界線，盡力學習了解其它領域的奧秘，不斷累積自己的內涵，將自己提昇成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要從既有觀念中跳脫並非易事，然而現在再好的一個藝術演出，標榜再高的藝術，沒有新的手段、新的方法，已經沒有生存的空間，全世界都一樣。表演藝術，必須重新檢討。我是李名覺(美國知名舞台設計)的學生，我都願意重新看待這個表演藝術。

 

 

電影《阿凡達》導演詹姆士柯麥隆是新一代的典範。他會畫、會設計、還可以畫建築圖。當電影導演，他每一個角色都自己畫。《阿凡達》他想了20年，從四十幾歲開始想，到六十幾歲，等了20年才做到。他關懷的議題也好，概念也好，他也可能做的很俗氣，像2012這種純商業片。但他把藝術，跨領域跟商業、娛樂結合，成就一個非凡的作品。不啻是美國，像德國、法國兩個具豐富文化底蘊的國家的現行作法為例，已經能在藝術、娛樂與商業找到平衡點，開拓一條新的道路的觀點，這可以作為對於OISTAT未來發展的可能方案。

 

 

我們對OISTAT應該有一些遠景。一個是對台灣，當初要移設來台灣，我們與文建會長官(現已改制為文化部)充分表達了這件事「國際性」的重要性，要讓我們的政府與民眾瞭解OISTAT總部在台灣有重要的國際意義。其二，要讓國際上全部人知道總部在台灣。OISTAT要多多對外宣傳，也同時讓國際上知道OISTAT是什麼，做些什麼。這就是一個外交，讓大家知道這個組織。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包括對OISTAT本身都重要，不只是為了中華民國，為了OISTAT本身也重要。

 

 

 

我不再做設計師(designer)。但我是從設計師轉變而成的。我完成了Jennifer Tipton(美國知名燈光設計師)沒有完成的心願。她一輩子就想當導演。我先跨出一步。就像姚仁喜說：「Sometimes I am a film director. I am not an architect.」(有時候我是電影導演，不是建築師。)又如我要拍一個電影，我自己出錢都好，那在OISTAT裡頭，該怎麼定義，抑或為什麼還需要定義你是什麼。我期許OISTAT未來能夠囊括導演、編劇、編舞家、策展人…等，變成一個更大的組織，且另一方面是，組織應該有更多人出來作更多事。台灣現行的藝術教育，基本上就是在訓練學生的特定專業。但是「藝術並非這樣來的。」

 

 

對我來說很簡單。我當時沒有想那麼多、那麼複雜。我唯一想的就是，中華民國要掌握任何機會，去能夠在國際上曝光，以及找到參加國際組織的機會。這是我一向的概念跟想法。在80年代的晚期，我在耶魯大學時，有一年我們台灣學生跟中國學生起了嚴重的言語衝突。那時候大家比氣魄、比勢力…整個耶魯大學動員起來我們只有60個人，中國學生來了300個。所有獎學金之門也開始對我們關閉，從那時候起耶魯的獎學金幾乎都給中國學生。在那個時候我就一直在想說，我們未來空間會被越壓越小。因為那時候剛好台灣跟美國斷交剛好屆滿十年，剛好十年，我們1978年跟美國斷交，這事發生在1988年。整整十年後，你忽然間覺得整個世界是翻過來的，那我們的路在哪裡？我們那時候開始有錢了，可是也開始被孤立了。所以對我來講是很單純：要在國際舞台上、在國際空間上找到一條路。有任何機會，我都要。

 

 

林克華 口述

OISTAT總部 整理
訪談時間：10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