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的國家都是先有了國內相關組織，才去申請加入OISTAT國際劇場組織，只有台灣是已經先成為會員國了，才趕快成立一個組織對應！」張翼宇回憶起1990年代台灣技術劇場與國際交流的情境，充滿混亂、搞不清楚狀況，與不顧一切的衝勁。

 

 

2002年 TATT於台北舉辦OISTAT教育委員會與執行委員會會議

 

 

 

在當時，台灣劇場國際交流大都仰賴個人形式參與。1995年，舞台設計師王孟超隨雲門舞集歐洲巡演，恰逢布拉格劇場設計四年展（簡稱PQ）舉辦；透過這類國際展會場合，劇場圈人士隱約知道了OISTAT的存在，¹也在簡單接觸後由詹惠登老師以周凱基金會順勢成為觀察員。「我們連OISTAT在做什麼都不清楚，OISTAT當然也對台灣很不了解」，張翼宇笑著說。

 

早期為紀念燈光設計師周凱裝台時意外身故，1988年成立周凱劇場基金會，推動劇場安全與演出管理制度，是台灣唯一一個技術劇場相關組織。1998年成為OISTAT正式會員後，眾人認為周凱基金會實在不適合作為OISTAT的Taiwan Center（會員中心），才由資深舞台總監詹惠登號召林克華、鍾寶善等人，全台召募超過三百名會員，成立中華技術劇場協會（後改名為台灣技術劇場協會），並由張翼宇擔任首任理事長。

 

在時任常務理事靳萍萍老師和秘書長邱逸民積極推動下，這群開疆闢土的設計師與技術人員想有一番作為，雄心壯志準備報名參加隔年舉辦的布拉格四年展。好不容易靠電子郵件與國際電話連絡上對方，才知道「兩年前人家早就報名截止啦！」不過這類挫折並未澆熄前輩們集結眾人力量、推動國際交流的熱忱，1999年靳萍萍、詹惠登，還是動身前往布拉格參觀PQ展會，以及参加OISTAT當時於布拉格四年展期間舉辦的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

 

 

2005年 阿姆斯特丹秘書處交接

 

 

 

台灣人參與任何國際場合，不可能沒有政治敏感度；長年被打壓的經驗，也為台灣人練就一系列沙盤推演。不過，1990年代的中國還未如今日這般強力打壓，不留任何空間，台灣劇場也與對岸存在實際民間交流。張翼宇得以透過這些私人交流互探虛實，掌握我方優勢，採取相應策略；然他也不諱言，對岸劇場人士同樣苦惱於私人交流與政治任務之間的矛盾。雖因香港前例在先，讓台灣得以保有「台灣」名義成為會員，不過後續會議也曾發生「中國代表沒出席，卻在會議手冊把我們都改成中國台灣」的事件。張翼宇當時積極與OISTAT溝通爭取：「對方打馬虎說專業組織不談政治，但不就是因為政治因素，才把我們改名嗎？」

 

這次事件後，張翼宇反思「單打獨鬥絕對不行，我們得積極參與，廣交朋友」。於是，雖然還是搞不太清楚OISTAT實際工作有哪些，但哪裡有活動或會議，就往哪裡去。OISTAT組織共有六個委員會，分別是劇場技術、表演設計、出版與資訊、研究、建築，以及教育，定期舉行年會。2001年，張維文在柏林常態會員大會參選上執行委員（Executive Committee）；同年，劇場製作背景的馬天宗與鍾寶善被派去長灘（Long beach）參加會議，極力爭取隔年執委會（Executive Committee）與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來台舉辦最後連理事會（Governing Board）也在台北開了 。張翼宇採取的策略很簡單：「既然和對岸角力始終暗潮洶湧，我們就得拉攏關係，還要站穩立場」。

 

2002年，大批OISTAT代表來台參加會議。不只張翼宇出錢出力，台灣劇場圈更是展現團結力量：依照各國語言安排接機、入住圓山飯店、國家劇院支援大大小小會議場地，於公於私雙管齊下深化情誼，讓眾人賓至如歸，同時展現工作效率。在多日會議過程中，也藉此機會爭取各方支持台灣，不因困難的兩岸關係遭受打壓。還有值得一提的小插曲：此次來台會議期間，剛好遇上331大地震，眾人倉皇從圓山飯店逃出。如此難得的體驗，也讓國外友人與台灣產生更切身的情感連結。

 

也許真的是天助自助。在前屆趕不上報名的窘境後，隔年台灣館終於順利於布拉格四年展登場，由張維文擔任策展人，與王世信共同設計，王孟超負責搭建，行前更於國家戲劇院舉辦預展。在文建會、國藝會與外交部大力支持下，以四至五百萬的預算蓋出兩層樓高的壯觀展館。這年剛好遇上SARS疫情，中國並未派人前往捷克，改由當地駐外單位負責。雖然再次出現「指標名稱被改」的小風波，但終究順利解決。此外，前一年布拉格發生嚴重水災，當時總統陳水扁才捐了十萬美金援助，也因此讓捷克社會對台灣印象深刻。等到展覽開幕，捷克文化部長甚至來到台灣館前面接受採訪，讓台灣聲名大噪。

 

除了展館規模驚人之外，一同前往的劇場人士也卯足勁做好文化交流與國民外交。張翼宇便還深刻記得燈光設計簡立人現場寫書法和王以亮老師畫國畫、題詩作畫送給國外觀眾的畫面。當年台灣館一舉拿下特殊銀牌獎，也是第一個獲獎肯定的亞洲國家，圈內圈外都得到不少鼓舞。

 

 

2005年 OISTAT秘書處移設台灣的簽約儀式

 

 

 

憑藉台灣多年被打壓的經驗，張翼宇等人雖然得以爭取國際友人支持，預先採取防範措施，但他也意識到「這是個隱憂，不能只靠單次單次地回應，我們必須想辦法自救，保住自己的名稱」。加上這些年時有耳聞，當時位於荷蘭的OISTAT秘書處資金開始出現缺口，於是讓他動了新的念頭。張翼宇打聽到營運OISTAT秘書處所需要的預算，內心盤算：「那時政府也時常會援助邦交國，但我們不見得能掌握邦交國如何運用這些預算；相較之下，OISTAT的國際網絡工作是真正有實績的文化交流，為何不試試看呢？」

 

憑著2003布拉格四年展拿下特殊銀牌獎的底氣，張翼宇找上時任文建會主委的陳郁秀以及教育部次長范巽綠，加上舞台暨燈光設計林克華積極運作，無論官方或民間都對此提議大力支持。2004年，OISTAT再度來台舉辦執委會、理事會與建築委員會，此次來到宜蘭舉辦，規模比前次還大。張翼宇趁此機會和時任OISTAT總裁的芬蘭籍Maija Pekkanen提議爭取秘書處來台，對方雖感驚訝，但也開始思考可能性。

 

隨後，張翼宇與王孟超、張維文等人前往荷蘭討論秘書處遷台事宜。對OISTAT組織本身來說，過往會務多以歐洲為主，要來到千里之外的亞洲小島，難免也略感不安。雙方對遷台後的行政結構多有討論，當然少不了意見相持不下的時刻。「不過也是透過那些會議，讓我們真正更深入了解OISTAT的運作方式，不像過往只是參與活動而已」，張翼宇說。2006年，OISTAT秘書處終於移設來台（後升格為總部），成為第一個把總部移設台灣的國際組織。

 

回望這一切，張翼宇笑著說「我只是個生意人，做劇場生意的，不像其他人不是設計師就是在教書」。然而，正是因為他的獨特直覺，為台灣在備受突襲打壓的國際交流中，創造出得以保有自我的一席之地──有時候，不需要權力大才能說話大聲；保持靈活調度、積極投入、廣交朋友，更是一種生存之道。

 

 

2011年 OISTAT總部移設台灣五周年慶祝

 

 2026年 OISTAT總部移設台灣二十周年慶祝 ©陳又維